【深度】跟随哈佛商学院案例,解码红鸟时代AC米兰

驻意大利特约记者 沈天浩 红鸟时代的米兰管理层,有着深厚的哈佛背景。红鸟掌门人卡尔迪纳莱是哈佛校友,CEO富拉尼和CFO科奇里奥在埃利奥特时代就已入局,他们都在哈佛商学院(HBS)读了MBA。近日,HBS发布了一份关于AC米兰的案例分析,其中包括了上述几人和伊布、斯卡罗尼和蒙卡达等人的采访,内容相当丰富且不乏争议,引起了意媒的热烈讨论。 采访的时间点是上赛季末,而红黑俱乐部本赛季成绩不佳,依旧在舆论的风口“冲浪”。几位受访者对米兰的未来充满信心,相当多球迷肯定对此并不认同。富拉尼是否缺乏同理心?卡尔迪纳莱是否过于倨傲?解雇马尔蒂尼真的是“里程碑”?今夏易主的国米能算破产吗?无论如何,这篇报告中的采访内容,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卡尔迪纳莱的想法、富拉尼的管理风格、米兰高层的决策方式和红鸟对俱乐部的经营思路。以下内容来自哈佛商学院的报告,记者进行文字整理。 埃利奥特的两条路 科奇里奥回忆起一切的开始:“2018年7月,富拉尼和我代表埃利奥特来到米兰,开始从内部评估俱乐部的情况。可以说,情况比我们想象的糟糕得多:当时,俱乐部每月亏损1000-1500万欧元。我们当时有两条路:一是立即出售这项资产,二是持有2-5年,直到将俱乐部业务扭转过来。可实际上,第一条路基本上走不通:俱乐部的状况如此糟糕,潜在买家很难开出好价。所以,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。” 富拉尼很直接:“当年的埃利奥特,接管的是怎样一支AC米兰?说它管理不善,都是对‘管理不善’这个词的侮辱——因为压根就没有管理可言。说实话,埃利奥特从来没打算持有并运营一家足球俱乐部,这与其习惯的投资方式完全不同。因此,我们很快就得弄清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。 “我们的目标是停止亏损,做到量入为出。” “首先,我们必须努力提高球队的竞技表现,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更多比赛,球迷就不会来现场支持,欧战的收入也就无从谈起。” “其次,尽管成绩很重要,但我们意识到不能不惜一切代价,追求竞技上的成功——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可能会拖垮我们。我们需要在减少球员薪资的情况下,赢得更多比赛。我们接手球队的时候,一线队阵容有32名球员,至少有7名冗员,且球员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,很多人签了高薪合同。所以我们明白必须尽快重组阵容,重点放在那些年轻、具有高转售潜力的球员身上。” “再次,我们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投资。如果场上表现开始改善,就需要通过赞助和其他商业活动将其变现。” “加齐迪斯到来后,我们围绕他重建了管理团队。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,但说实话比我在埃利奥特经手的其他一些项目——例如澳大利亚的煤矿投资和西班牙的停车场业务——要有趣得多。” 富拉尼如何当上CEO? “2021年夏天,埃利奥特高层让我在加齐迪斯生病期间暂时接管他的工作。他住院时,我帮助他管理了俱乐部的日常运营。红鸟接管俱乐部后,我很快告诉卡尔迪纳莱:如果他愿意,我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。我有管理俱乐部的经验,知道可以如何扭转局面,还可以带来经营层面的持续性。我和卡尔迪纳莱有着相似的‘基因’,但我又是意大利人和米兰球迷。对我来说,唯一缺乏的是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经验,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其他行业,我都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,但卡尔迪纳莱决定给我一次机会。” “足球俱乐部的高管通常来自竞技领域——他们是足球这项运动的专家。在某个时间点上,他们可能会获得进入管理层的机会,例如担任体育总监,负责球员签约。如果他们表现良好,可能会逐渐得到更多权力,最终成为CEO。然而,他们通常没有学术背景或商业领域的经验,而我显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。”富拉尼如是说。 科奇里奥补充道:“担任这些职位的人,可能一生都在足球领域耕耘,但涉及到合同谈判、融资决策或管理商业运营时,我不认为他们是这些工作最合适的人选。在各自的角色上,富拉尼和我都是新手,但凭借我们在埃利奥特和红鸟学到的思维方式,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比同行更具创新性和效率。” 卡尔迪纳莱对此表示:“我本可以从欧洲足球界招聘一位传统的CEO,但富拉尼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在红鸟的思维一致。他和科奇里奥一样,是欧洲足球界的‘独角兽’——年轻,不受传统束缚,有投资背景,是意大利人,但也接受过美国和英国的教育。我意识到,在欧洲足球中,CEO需要承担财务职责,并兼顾俱乐部竞技和非竞技层面的表现。将严谨的财务专业能力引入转会市场,并维持正现金流状态,这正是我们的投资逻辑核心,也是富拉尼的优势所在。” 富拉尼表示自己和卡尔迪纳莱每天都会交谈,即使没有实质性的事情需要沟通:“他大约每六周来一次米兰,我们会非常紧凑地一起度过一两天,与管理层碰头,和其他人会面,比如米兰市长或新球场项目的相关人员。”科奇里奥则说:“卡尔迪纳莱喜欢向我们甩出问题: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,而不是那样做?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?我们是否可以更进取?他非常注重细节。” 米兰的首席商务官奥特尔,将红鸟对米兰的经营形容为一场双向的学习之旅:“传统欧洲足球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体育截然不同。你经常会看到,美国老板进入欧洲足球界,带着现代体育的新思维,怀着改变现状的雄心,希望建造新体育场、解决电视转播权问题、开展其它商业活动。但在很多情况下,官僚主义和管理架构让他们举步维艰。这让我们更需要卡尔迪纳莱这样的创新者。” 卡尔迪纳莱本人对此非常自信:“我了解体育,我将带领意大利在体育方面昂首挺胸地迈入21世纪。” 红鸟时代的“里程碑” 采访中,富拉尼还谈到了2023年夏天的“那件事”:“解雇马尔蒂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,因为他对俱乐部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,且享有崇高的威望。但如果我们想实现卡尔迪纳莱为俱乐部设定的愿景,我们必须向前看。” 不到半年后,伊布以另一种身份重返米兰团队,担任高级顾问。瑞典人如此回忆这一过程:“富拉尼成为CEO后,我们进行了会谈,他觉得谈得很好,于是建议卡尔迪纳莱见见我。我是兹拉坦,我的角色就是‘做兹拉坦’,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,但我认为自己也可以给予很多,我希望担任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职务。我在米兰的责任之一,是培养球队的赢家心态,确保球队能取得成绩。我告诉球员,‘当你已经在AC米兰,如果取得了成绩,就能书写历史。’” 卡尔迪纳莱对此说道:“大多数人可能认为,请来伊布是为了‘装点门面’,但事实正好相反——我寻找的是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流人才。我请来伊布,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行事,因为唯有依靠创新,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管理旗下的足球资产。” 解雇马尔蒂尼后不久,米兰还卖掉了托纳利。卡尔迪纳莱如此解释这笔交易:“我们并不是必须要卖掉他,但纽卡给了我们一份非常好的报价。我们进行了风险回报评估,最终获得了7000万欧元,外加1000万欧元的附加奖金,创下意甲纪录。利用这笔资金,我们引入了六名新球员,重组了整个球队。我们出售球员不是出于必需,而是考虑机会。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纪律性,市场上总会有对手让我们从球员身上获得超额回报。” 富拉尼进一步说道:“对于一家年营收4亿欧元的俱乐部来说,将一名球员卖到7000万欧元是一件大事。但如果我们用这笔钱购买四名2000万欧元的球员,而这些球员表现都很糟糕,这些资产有可能很快价值归零——我们无法再次出售他们。因此,球队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。有时候,这只是合同结构的问题:一笔错误的5000万欧元引援,如果签下的是错误的合同,他可能在一年内变得一文不值;但如果合同的结构合理,他可能还值3000万。” 米兰曾瞄准皇马双星? 卡尔迪纳莱如此评价贝卢斯科尼:“他在AC米兰所做的事情,让我想起了纽约洋基队的乔治·斯坦布伦纳——他们都通过‘购买冠军’来取得成功。上世纪80-90年代你可以这样做,但现在不行了。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自更富有的联赛,我们无法像他们那样支付如此高的球员薪资,必须比对手更聪明地使用每一分资本。” 蒙卡达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:“技术总监是教练、球员、竞技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纽带。我向富拉尼汇报,每天与他交谈多次,尽量分享所有信息:球员的状态如何?我们接下来需要什么?哪些合同需要调整?医疗部门或青训体系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?我们有一个由10名球探组成的团队:5人在意大利,5人在海外。“米兰之家”还有数据专家,他们帮助我们通过数据寻找球员。” “我们曾经尝试签下17岁的维尼修斯和20岁的贝林厄姆,但我们无法与皇马竞争——你需要接受这一事实。作为一名前球探,我要发掘被低估的球员,并让他们在最高水平上展现水准。我们选择在年轻球员身上进行有计划的风险投资,而不是以高薪吸引大牌,这样做可能不会立刻带来成功,但可以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。” “赖因德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他以前在荷兰联赛踢球,而我们是唯一追求他的俱乐部。你会问自己:‘他是个很棒的球员,为什么没人要他?’结果,我们用很好的价格签下了他,他现在是我们的主力,并且为荷兰国家队效力。” 卡尔迪纳莱将意媒拉黑? 富拉尼、卡尔迪纳莱、蒙卡达和伊布经常依赖红鸟旗下的数据分析公司Zelus提供的数据,以及AC米兰内部开发的模型。Zelus的创始人卢克·博恩和共有人比利·比恩(即《点球成金》故事原型)经常参与这些讨论。蒙卡达透露,自己每周一都会和比恩打电话:“他会提出问题,给我们一些想法,并通过Zelus的数据,帮助我们找到优秀的球员,但引援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仅仅依赖数据。” 卡尔迪纳莱则对此表示:“我希望我们依靠的是多种多样的数据点。我还想创造一些引发分歧的讨论场景,即便这会让人感到紧张。” 伊布补充道:“不过,与数字有关的问题,我们就让富拉尼来处理。当他开始计算我们可以付得起哪些球员时,他简直是个怪物。” 富拉尼如此分析自己面临的压力和挑战:“我在商业方面非常有信心,但在人事管理方面信心不足。在埃利奥特,我管理着一个小团队,工作任务非常清晰,每个人都有自驱力,都有顶尖商学院的文凭,以及KKR、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工作背景。当你管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团队,他们来自各种背景、身份从店员到首席营销官,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我不会说这种挑战让我害怕,但我很清楚自己在这一领域并未受到充分培训,也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成为这种类型的领导者。” “我早就知道媒体和球迷的意见会波动,但我逐渐意识到,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电视上和报纸上的内容。在糟糕的日子里,这真的会对你产生影响。而在更糟糕的时候,例如我们卖掉队内最佳球员之一的托纳利时,我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。那时我想的是:‘好吧,哈佛商学院可没教过我如何应对这些!’” 卡尔迪纳莱的表态则更加强硬:“我已经不看这里的报纸了,因为它们可以完全捏造事实。我把这看作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链,其中的很多环节让我们更难为球迷服务——媒体往往帮不上忙,政府也常常拖后腿。他们最近取消了我们支付球员薪资的税收优惠,这让我们更难与其他联赛竞争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?他们应该意识到,足球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。” 让意甲再次伟大? 从埃利奥特的投资经理,到红鸟米兰的CEO,富拉尼如此分析两代资方的区别:“对于埃利奥特来说,首要任务是重组球队并停止亏损;而对于红鸟来说,最重要的则是通过改进球队,来推动业务发展。而且,与埃利奥特主要关注竞技领域不同,红鸟时代对竞技和商业两方面的关注几乎是相等的。” “我希望建立的组织架构,能够将球队的竞技成功转化为球场外的经济成功,而截至目前为止,我们还过度依赖前者(即竞技)。在体育、媒体和娱乐领域,卡尔迪纳莱认识所有人,可以打通各种资源。相比埃利奥特,红鸟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和公司。AC米兰是红鸟资本部署资金最多的投资项目,或许也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,我们希望让米兰取得成功,让意甲取得成功,最终让整个足球生态系统取得成功。” “时至今日,我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负责谈判交易的人——我是个交易迷,即便是担任CEO也没法让我转性。在面对(成为米兰CEO)这个机会时,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:临终的那一刻,我到底会后悔些什么?是后悔没有抓住这个机会,去领导管理自己从小就支持的俱乐部,还是会后悔抓住了它?即使我们的死敌可能会在我们的主场赢得意甲冠军,即使我收到了死亡威胁,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” 卡尔迪纳莱如此回应一些争议声:“我并不是想让AC米兰变得‘美国化’,而是希望通过引入一些美国元素,以建设性的方式将米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此外,我也比以前更关注意甲了。在国际媒体版权的销售谈判中,我很想看看我们如何能帮到他们。在美国,球队老板与联赛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,而在这里,你需要面对各个层级的机构——意甲联盟、意大利足协、欧足联、国际足联……对我来说,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在美国,我本可以轻松搞定这一切。” “赢得冠军当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,但你需要在‘赢’和‘聪明地赢’之间取得平衡。国际米兰去年赢得了意甲冠军,但随后破产了,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吗?对于球迷来说,我的职责就是每年为他们带来一个意甲冠军——我理解他们的渴望。然而,对于专注于终值增长的投资者来说,我的职责是让AC米兰每年都具备争夺意甲冠军的竞争力,每年都能获得欧冠资格,并在欧冠比赛中尽可能走得更远——这才是最大化现金流和品牌价值的关键。持续性和业绩的低波动,才是拉高价值并实现长久成功的核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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