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注居民小区里的游乐设施安全问题，来看这样一起案件：儿童在小区内玩荡椅时不慎头部遭受重击，她的监护人将游乐设备公司、物业公司、居委会等诉至法院，要求这几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法官卢颖，是这起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案二审的审判长。最初看到案卷时，她也在思考，本应充满欢乐的游乐场地，为何会突发事故？

公共场所视频还原了事发经过。画面中的是上海某小区的一处游乐场地，场地中放置着滑梯、荡椅等游乐设施。事发时，小樱和同伴小可正在其中的一个荡椅上玩耍。

她们并排站在踏板上，并将荡椅荡得很高。突然，小樱似乎因为双手没有抓稳，从正在摆荡的荡椅上跌到了地上，其头部遭受荡椅底部重击，并卡在了地面与荡椅之间。

意外发生后，孩子被送往医院救治，但遗憾的是，小樱最终因重度颅脑损伤，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。

事发后，小樱的家长将游乐设备公司、物业公司、居委会等诉至法院，要求几方被告承担侵权责任。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案件中的荡椅在安装时存在重大安全缺陷，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而小樱的家长疏于监管，应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。

一审法院判决，游乐设备公司作为案涉荡椅的销售商和安装商承担60%责任，共计赔偿小樱家长107万余元，原告自负40%的责任。游乐设备公司不服，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卢颖：在二审过程中，我们认为本案中主要是有两个争议焦点，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赔偿主体到底是哪些？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各主体之间承担的责任比例的问题。

在游乐设备公司看来，他们不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。他们认为，小樱的家长在事发地附近和邻居聊天，疏于看护，加上孩子存在站在踏板上的违规操作，这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
游乐设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小朋友玩的是无动力类游乐设施的秋千，双方的监护人并没有在场。本案当中两位小朋友违规站立使用，用力过猛，震荡的幅度过大，是违规站立的动荡造成的事故，小朋友是冲击过猛脱离了把手。

而小樱的家长认为，荡椅的设计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，存在安全隐患，设备上也没有标明使用方法，游乐设备公司理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。

小樱家长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上诉人（游乐设备公司）未在荡椅周边场地中明确标明荡椅的正确使用方式、使用限制及危险提示、使用年限等相关情况，也未在设计选材、用料、生产安装等环节，对潜在的不当使用行为作出物理上的限制。因此受害人及其父母等其他所有涉案场地所在小区居民，主观上不可能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该荡椅，客观上也无法正确实施使用该荡椅的行为。

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意外事故，责任应该如何担呢？

法院查明，涉案器材是居委会于2009年向游乐设备公司采购，并由该公司安装的。

根据2004年实施的《健身器材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》，具有往复运动形式的器材，例如：荡椅、浪桥等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，其中就有“摆动件底面与地面（或底层）间的最小距离应不小于400mm。”

之后，上述标准被2011年实施的《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》所取代。但新规中也有类似的要求：“器材活动部件与地面可能挤压使用者身体时，则活动部件下底面距地面距离（净高度）应不小于400mm。”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卢颖：本案中的荡椅的底部和地面之间距离只有94毫米，它远远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400毫米。第二个是国家要求类似这种荡椅设备单侧的摇摆幅度不可以超过45度，但是在本案中荡椅的摇摆幅度是不受限的。

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，涉案荡椅的底部与地面距离、摆动幅度限制等并未达到国家强制标准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，游乐设备公司作为荡椅的销售商和安装商，理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。

同时，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，小樱与同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行为的危险性以及可能的损害后果并不清楚，应由监护人承担责任。但事发时，小樱的家长让孩子在脱离其视线的情况下独自玩耍，未能尽到合理且必要的看护和监管职责，疏于履行监管义务，与事故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也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。

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，物业公司、居委会等其他主体在本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，因此无需担责。

法官介绍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。而本案中，小樱家长自身存在监管不当的过错，可由此减轻侵权人，也就是游乐设备公司的责任。最终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游乐设备公司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卢颖：最终结合本案的各种原因力以及各种因素综合来判断，我们还是认为游乐设备公司是承担主要责任，承担60%的责任。原告承担次要责任，承担40%的责任。